如果说效率是行政程序的外在工具性价值，民主则是行政程序内省价值，或行政程序固有的德行。
〔20〕显然德国人在魏玛宪法实施后的经验基础上，假定原则的抽象表达更容易产生权力的滥用，把法律权利作为制度性原则的基础也许更为谨慎。在这里，独立的人取代了集体的成员，自主选择取代了上级的指示。
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不但是处理经济社会关系的最高战略，也决定着法治发展的方式和道路，对于立法和法律实施具有极大的方向意义。〔6〕见前注〔4〕，康拉德·黑塞书，第162页。即使倾向于后者，还有一个培育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过渡期以及在过渡期内政府治理职能的选择和确定问题。正是这种假设决定着政府对待其职能收缩或者膨胀的态度，也影响着民主和法治的形成。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5〕其即使被认为是基本权利，也在法律上与传统的基本权利进行了区分，不具有公民请求权的内涵。（实质平等）并非是一个要求所有关系在法律上都必须得到平等对待的命令。在开幕式上，冯卫国教授代表校方致辞指出：与会嘉宾多元化特色非常明显，期待研讨会不要闭门修炼，会后形成建议呈送到国家有关决策、立法部门。
所以，这几年我用大量精力挖掘一些地方性法规、规章、文件，对它们进行批评，进行合法性审查的研究。它是不是一种教育呢？尽管名称里有教育二字，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是一种处罚。第一，女性（性工作者包括男性和女性，但从数量上，女性占主体）的生理特质，导致雌性需要有资源的输入。到了司法部门之后，司法部门又完全依赖医学的鉴定，给了医生特权，完全依赖于医生。
去年劳教制度废除了，但是我觉得光废除劳教还不行，废除了一个狭义上的劳教，还有广义上的劳教。1991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授权国务院制定相关规定。
另一种就是被星级饭店保护起来的高级性工作者，他们受到很好的教育，并不是说没有一技之长，而是为了追求一种不劳而获的生活。报道提到，我国政府正在促进社区戒毒康复机构建设，但是这仍然处在发展中。邱仁宗教授做《联合国机构关于关闭强制性的监禁戒毒中心的联合声明向我国政府的建议书》的主题报告：为什么提这份建议？因为我国是联合国的缔约成员，我们很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相关活动，改革对毒品使用政策，广大专业人员，包括我们在内，以及卫生部领导的相关要求。西北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博导冯卫国教授、行政法学院副院长姬亚平教授致辞。
重点打击的对象，应该是国际化、组织化、专业化、集团化的性产业。翟晓梅教授回应：精神病人的医疗纠纷和吸毒者的医疗纠纷不在一个层面上，前者是与医院的纠纷，而后者是与司法部门的纠纷。他基本观点就是，这个制度本身从严格的法教义学角度来看具有合法性，但是在后来发展过程中它没有正当性，出现了问题。邱仁宗教授最后回应：到底为啥吸毒需要好好研究。
我始终认为衡量道德的标准就是，我的行为如果既没有伤害影响到其他人。把保护伞打掉以后，再有嫖客去虐待卖淫者的话，谁来保护她呢？最后，卖淫嫖娼非罪化和女权主义是一个什么关系？ 贾平律师回应：第一，所谓的蛮荒时代不能代表现代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把吸毒成瘾定为违法不符合这两个条件。而且，描述肯定也不是非常全面的，比如说关于一些具体实际情况的研究，主要参考了一些国内媒体的报道，研究方法是通过网络手段进行调查和调研，把碎片化的案件、新闻报道信息组合、整理，并站在一个学者非官方的角度对2011到2013时间段的人权状况进行描述。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毒瘾广义上也是精神病的范畴。像在云南的美沙酮门诊，抓一个人就是500块钱，这样就不能搞治疗。要不断地评估毒瘾者自控能力和行为能力怎么样，如果有能力就自己同意。性的自由化就是双方是同意的、私密的、成年人之间的行为。出来之后反而更坏，对我们的社会危害更大，然后带动一些灰色的、潜规则的经济链条大行其道，然后人权受到更严重的侵犯。
就不会知道你的最基本的价值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因此改革中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还可能会出现越改越糟的情况。例如1991年关于卖淫嫖娼《决定》的效力。
行为本身和行为后果应该区分，行为本身不能仅仅根据其后果来确定其性质，而是制定强制性办法来避免发生惨祸。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进行康复治疗，而不是刑法惩戒。
比如说我在宝鸡，我想到西安进点货，走不了。有网民就调侃，为什么上海那个就轻，为什么不收容教育呢？说没有必要教育，因为法官懂法，黄海波是个演员，他不懂法。
所以，问题不在于卖淫嫖娼者本身，而在于公安机关执法的问题。致谢：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治学、李晓曦、郭志分别根据会议录音整理出4万余字初稿，褚宸舸在此录音整理稿基础上进行筛选、简炼、修改，最后予以定稿。最后，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实际上已经删除了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的规定。总之，关于违法行为矫治，目前缺乏一个统一的立场、措施和政策。
其次，现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明确的把收容教育的规定去掉了，对于卖淫嫖娼仅仅是拘留、罚款，因此，收容教育已经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了。通过社区戒毒无法戒除，如何能够证明通过公安系统的强制隔离戒毒就可以戒除？其依据又是什么？这种制度设计与其说是鼓励社区和自愿戒毒，还不如说是通过一系列变形的操作，使得强制隔离戒毒永续化。
当然，文中提到的案例、事例，没有涉密的，都是官方、媒体或别人发表的，我多方收集起来。其二，收容教育制度的救济途径形同虚设。
公安机关的思维，就是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定罪入刑，当然，这里面也有部门利益。像现在东莞这样的地区，对色情的控制程度可能已经最低了。
《禁毒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戒毒制度的一次改革尝试，它把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统一为强制隔离戒毒，在保留自愿戒毒的基础上，新增了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的内容，并且建立了药物维持(美沙酮替代治疗)制度。收容教育的立法本身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吸毒者可以参照精神病人进行管理。我认为性病艾滋病的传播不是色情业非法化的理由。
如果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看他们，酒驾入刑或者强制隔离戒毒不经过司法程序，肯定会引起学者批评的。国外社区矫正做得非常好。
自然状态下，每个人从本性上都有攻击的欲望。实质上，卖淫也分为两类，一种是从农村出来的、没有一技之长，本来到城市是追求新的生活，到了之后才发现举目无亲，任何社会资源都没有，最后唯一赖以生存的就是她们的身体。
利益相关类似身份的人在一起。那么道德领域应该规范哪些行为？在道德领域我们该怎么评价它？学界对此的讨论非常少。
